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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刘存厚（1875 -1962），在清朝末年舍弃文学投身军事，前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护国战争期间，他倒向反对袁世凯的阵营，之后在达县割据长达十年（1924-1933），担任川陕边防督办一职，将军队扩充到两万五千人，肆意征收苛捐杂税。1933年，红军攻克达县，刘存厚战败溃逃。1949年，他逃往台湾，晚年陷入贫困窘迫的境地。

　　刘存厚，字积之，1875年出生，是四川简阳县人士。在清光绪年间，他参加过科举考试，然而多次应试都未能考中，于是下定决心放弃文路转而习武，报考了岑春瑄在成都开办的四川武备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他从学堂毕业，凭借优等生的成绩，被清政府作为第一批人员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步科。1909年他学成回国，前往云南从事新军教育工作。八月云南讲武堂成立，他担任战术教官。1911年初，他出任罗佩金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十月三十一日昆明实现光复，蔡锷就任云南都督，派遣刘存厚担任援川滇军总参谋，进驻叙、泸、自贡盐汤。滇军撤回云南时，刘存厚于1912年三月抵达成都，担任川军第四镇统制。

　　1912年5月，其担任四川陆军第四师师长。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重庆独立失败后，刘存厚获授陆军中将，第四师番号变更为第二师，他出任第二师师长。1915年，袁世凯派遣陈宦（即陈二奄）前往四川开展大清乡行动时，命令刘存厚兼任川南清乡总司令，部队驻扎在泸州。护国战争期间，刘存厚被蔡锷劝说，倒戈反对袁世凯，于1916年1月31日发布讨袁檄文，自封为“四川护国军总司令”。

　　护国战争结束后，刘存厚担任四川陆军第一军军长，同时兼任第二师师长，获授上将军衔。然而，滇黔军掌控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滇军的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黔军的戴戡担任省长，他们企图削减四川的军队数量。之后，又致电北京政府，委任刘存厚为崇威将军，试图剥夺他的兵权，这进一步加剧了川军与滇军之间的对立，最终引发了川滇、川黔军之间的激烈战斗。滇军难以抵挡，退守至川南地区。随后，川军围攻黔军，戴戡无力抵抗，战败后自杀。至此，北京军政府先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军务会办，后又任命他为四川督军，任命张澜（张表方）为省长，他们于1918年元旦在成都正式就职。此时，云南的唐继尧因滇黔军战败被赶出四川而极为恼怒，于是组织了“靖国军”，大规模进军四川，攻打刘存厚，并支持熊克武返回四川担任督军。二月十九日，刘存厚撤离成都，向川北方向溃败。六月九日，败退至陕西宁羌，最终停留在汉中，依旧打着“四川督军”的旗号。

　　1920年，唐继尧另行组建“靖国军”，发起倒熊之战。7月10日，熊克武撤离成都，退至保宁坚守。他联系长期被困于汉中的刘存厚，共同组建“靖川军”，以对抗唐继尧的“靖国军”。民国九年（1920年）10月，刘存厚反攻夺回成都。尽管熊克武和刘存厚联手击败了滇军，但二人各怀心思，表面合作实则离心离德。恰好刘存厚的得力下属赖心辉因某些缘由对刘存厚心怀不满，熊克武得知这一内幕之后，暗中唆使赖心辉反对刘存厚，致使刘存厚在成都的势力变得薄弱。刘存厚为扩充队伍，以督军的名义招募士兵、购置装备，这让熊克武愈发妒忌。当时四川各方都对刘存厚有所指责，熊克武便调遣部队向刘存厚发起攻击。刘存厚见四川局势对自己不利，军事上又接连失利，无奈之下再次退往汉中，继续担任他那汉中的“四川督军”，等待时机再行动。

　　1923年，也就是民国十二年，四川地区爆发了一、二军之战。彼时盘踞在华中的军阀吴佩孚正妄图染指其中，为增强二军（杨森部）的战斗力，吴佩孚支持刘存厚返回四川协助作战，还送给刘存厚三千支意大利制造的步枪。最终，二军击败了一军（但懋辛军），掌控了整个四川。依据战功进行奖赏时，刘存厚也分到了部分“胜利成果”。1924年5月6日，在吴佩孚、曹锟的操控下，北洋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将绥定下辖的达县、大竹、渠县、开江、宣汉、万源、城口这七个县的地盘划给了他。

　　于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刘存厚派遣参谋长谢xx作为先遣人员抵达，与刘宝善部就接收事宜展开接洽。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刘存厚派出三个团（魏声华团、余光武团、郑光武团），打着红、黄、蓝、白、黑五色旗率先来到达县。随后，为使刘存厚顺利接替驻防，田颂尧又派遣谢遮常率一个团的兵力抵达达县，半年后才撤离。同年十二月，邓锡侯派旅长杨荣向带领一个警卫连护送刘存厚，从重庆来到达县，刘存厚亲自坐镇绥定（即达县，以下相同）。刘存厚委任廖震为渠县知事，没过几个月廖震就被罗泽州赶走。委任梁维珍旅长兼任开江县知事（梁维珍下辖周绍轩、孟清云、孔显和三个团），不久之后，杨森占领了开江。大竹是二军的防区，刘存厚无法前往。自此，刘存厚割据了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四县。

　　刘存厚刚到达县时，手下有三个团和一个警卫连，再加上临时护送过来的一个团。除了一团驻扎在宣汉外，其余的二团、三团、警卫连以及护送团都驻守在达县。1925年，四川陆军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张苏带领部队来到达县投靠刘存厚，被刘存厚收编为第四团，并被指定在宣汉南坝场（就地驻防）进行整训。

　　1927年上半年，也就是民国十六年，刘存厚把他在北京的代表刘邦俊（别名刘肇乾，是刘存厚的弟弟）召回，让其到达县一起谋划军事扩充事宜，着手整顿部队。计划组建两个师、一个路司令和十四个团的兵力，将主力部队集结于绥定。同时分别强化宣汉、万源、城口的防御力量，对原有部署做出合理调整。刘存厚任命刘邦俊为一师师长，该师编制为四个团，驻扎在达县（绥定）；任命魏声华为二师师长，该师下辖四个团，驻守宣汉；任命廖震为三路司令，其麾下有两个团，驻守万源；任命邓占云为团长，同时兼任知事和清乡司令，驻守城口；任命张苏为团长，驻守南坝。邓占云和张苏所率的两个团并不隶属于师级编制，而是直接听从刘存厚的指挥。

　　刘委任了师长李伯阶、司令熊登武、团长陈岳和汪涛、混成旅长申介屏与余炳生等人，这些人有官职却没有实际统辖的士兵，仅仅领取军饷，大家称他们为“空头司令”。同年，刘于达县组建了第五团，让蒋明秋（简阳县人）担任团长，该团驻扎在达县城区，隶属于刘帮俊师。同年，周绍武（外号周毛牛）带领他的部队前来归附，被收编为炮兵团（后来改为六团），周被任命为团长兼城防司令，归刘帮俊师管辖。

　　1928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刘存厚于宣汉招兵买马，对第七、第八两个团进行扩充，任命汪柱龙为第七团团长，彭占魁为第八团团长，让他们驻守南坝场，这两个团都归魏声华师管辖。同年，刘存厚在万源又增扩了一个第九团，任命刘存民为团长，该团归廖震司令管辖。同年，刘存厚还收编了匪头目吴占元的部队，任命吴占元为第十团团长，让其驻守宣汉，该团归魏声华管辖。

　　1929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刘存厚把原来的炮兵团改编为六团，任命蒲良远为团长，调原炮兵团团长周绍武去担任四团团长，其驻防地从宣汉南坝变更到达县麻柳场、万家坝一带。原四团团长张苏，被调去宣汉担任征收局长。张苏调任后不想当征收局长，便给邓锡侯写信反映情况，于是邓锡侯给刘存厚写信说：“积之（刘存厚原名）帅座，生明（张苏原名）团长在北道作战时，立下不少战功，这样的人不用，还用谁呢？”因此，刘存厚再次任命张苏为团长，由刘存厚直接调配，后来还提拔他为路司令。同年，刘存厚收编了陕军王光宗的残余部队，不过没多久这支部队就被解散了。到1930年，即民国十九年时，刘存厚的所有部队，从最初来到绥定时的5000多人，扩充到了25000多人。

　　刘存厚所率部队里的将官，约八成是简阳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剩下的是安岳人和巴中人。负责行政、财政事务的是以刘的妻子傅常玉为首的内江势力。将官们的政治倾向也各有不同，例如师长刘邦俊是成员，旅长郑国武属于国家主义派，很多团长是无党派人士，他们暗地里彼此倾轧。郑国武原本担任团长，后来升任三路司令，最终遭排挤离开。团长张苏后来也失势了，巴州部的匡锡光等人也辞去职务。

　　刘存厚部队里的薪饷待遇为：少将旅长每个月能拿到380元（均为硬币，后续相同），上校团长每月可得280元，中校每月150元，少校80元，上尉36元，中尉25元，少尉22元，准尉16元，文书12元，上士8元，中士7元，下士5元。士兵分为三个等级：一等兵（也称作上等兵）每月4元7角，二等兵每月4元6角7分，三等兵每月4元6角2分。军佐人员依据所定级别发放薪资。所需的军饷，由军需处开具拨款单，提款员带领队伍，前往各个区、乡支取现金。除了支付规定的金额，还要承担招待费和车马费，同时给提款员百分之五的手续费。

　　军队的服装依据官阶来发放，刘存厚拥有陆军上将衔，不管是检阅部队，还是在节日露面时，他头上戴着顶端插着白鹤翎的官帽，身上披着绶带、佩戴着金质肩章，腰间挂着日本样式的长指挥刀。将官们都身着从日本进口的黄呢军官服，肩章是全金板的。校官一级都穿着黄呢制服，肩章是两金夹银的。尉官穿黄色卡其制服，肩章是两银夹金的。士兵每年会发放一套灰色制服，脚穿草鞋。

　　为培育基层骨干力量，刘存厚自民国十五年（1926）起，于西圣寺（今达县市二中校址）开办军官教育团与军士教导队。军官教育团共举办四期，每期招录四百名学员，学员来源有二：一是抽调现役连、排长；二是招考初中以上学历的学生。被录取者需自行缴纳伙食与制服费用，编队开展学习训练，为期一年。刘存厚亲任教育团团长，刘邦俊担任副团长，余昂、余光武、马德珍依次担任教育长。钟顶厚（又名永焜）、廖永川出任大队长，田伟然、肖端久、石德珍担任教官。刘存厚每周开展一次精神讲话，每次约两小时，宣扬国家主义，号召众人拥护共和、反对、仇视。军官教育团毕业学员总计千人。现役军人返回原连排，招考而来的学生分配至各团、营、连担任见习，满三年后填补缺额。

　　刘存厚抵达此地的次年，对颜德基先前于达县设立的兵工厂（位于如今市粮食局仓库周边区域）予以重新修缮，增添了工人数量，购置了新的机器。该兵工厂仿照意国的样式，制造出七千多支步枪，还有一些大炮与子弹，用以装备全军。在当时，人们普遍觉得意国枪是最为优良的武器，其子弹头含有毒素，一旦有人中弹，治疗起来颇为困难。

　　刘存厚为训练军队，曾调集二、四、五团的士兵，把北门大操坝（即如今的地区体育场）拓展并平整，还建造了一座检阅台。台上正中央高高悬挂着“我武维扬”四个大字。其规定部队每天要进行“三操”“两讲”“一游戏”。每次会操时，刘存厚必定亲自到操场检阅训练情况。还规定每年从十月开始进行秋操大演习，地点大多选在达、宣交界处。刘存厚亲自担任总监，将部队分成南、北两军，主要演练遭遇战和攻守战，演习时长为一到两个月。在演习期间，农民的庄稼被践踏了不少。

　　1926年2月17日，杨森麾下第六师魏甫臣所率部队，自开县攻克开江之后，企图进攻达县。然而，杨森发电告知刘存厚，佯称要借道达县进入陕西讨伐贼寇。刘存厚察觉情况不妙，便请求邓锡侯调遣驻守合川的陈书农部林翼如旅以及田颂尧部第四十二旅前来相助。同时，他马上派遣第四团张苏带领全团官兵赶赴大石桥进行阻拦。魏甫臣得知此情况后，便撤回开江。林翼如旅驻守在达县与渠县交界的木头市，林翼如本人则驻扎在达县城内，半年之后才离开。

　　1927年夏天，开江人温少武聚集了大约八百人，带着二百多把手枪和数百支步枪，乔装成香客和商人，混入城口邓占云部的驻地，发起突然攻击。邓占云的营地被歼灭，温少武占据了城口县城。他自行担任知事，发布布告以安定民心，还自称讨贼联军川军第一师独立团团长。刘存厚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所属四团的张苏率部前去进剿，与温少武交战约一周时间。张苏的团有二十七名士兵伤亡，于是暂停进攻。之后采用招安的办法，许诺让温少武担任团长，但温少武不愿意。接着又动用武力，温少武被困后向陕西撤退。刘存厚重新收回了城口。后来，温少武被陕西省主席孙蔚如招安，被编为路司令。

　　1928年冬季，来自渠县的陈福兴自称为团长，率领数百名士兵，盘踞在牛奶尖、白蜡坪一带区域。他们时常在木头、渡市、申家、草坝、双庙、映山等地抢劫民宅。刘存厚随即命令二团的刘耀武带领部队前去征剿。在征剿过程中，刘耀武的部队有13名士兵伤亡，连长刘昌渠牺牲。后来，陈福兴的部队听闻刘军配备了带有剧毒的枪，一旦中弹，无论伤势轻重都无法医治，因此心生恐惧，全部逃走了。

　　1930年4月，有个叫金中玉的人，自封司令，带领上千人，携带数百支长短枪，其中还有号称刀枪不入的八卦教，在梁平、达县、开县交界处的百里漕抢劫滋事。刘存厚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驻守麻柳场的四团团长周绍武和清凤乡的大队长戴汉儒带兵前去清剿。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金中玉的部队边打边撤，撤到开县境内的黑天池，刘存厚的部队才收兵回营。

　　1930年夏天，遭遇严重旱灾，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到了六月，南岳的地下党组织农民向当地乡当局借粮，刘存厚即刻命令驻守麻柳的四团团长周绍武派遣营长徐代才带兵前去，农民武装无奈之下只能撤退。同年七月，蔡奎、金治平所带领的农民武装被刘部四团的刘玉玲、严静秋两个营围困在南岳联升寨和三角寨，过了七天，弹药用尽、粮食短缺，处境极为危急。七月二十四日，三角寨被诱骗打开寨门，七八十名农民受引诱下寨，被关在南岳蔡伦庙内，逐个接受审讯，最终全部遇害。

　　1930年，刘存厚委任张xx（外号罗汉）担任司令，收编了一千名散兵。他任命周绍轩（大竹人）、孟青云（开县人）、钟和清（大竹人）、赖忠孝、孔显鹤（映山人）等人担任团长。以驻扎在万源的三路司令廖震为指挥，他们自称“援陕川军”，入侵了陕西的城固、洋县、镇巴等地，疯狂进行抢劫。后来被陕军击败，败退回四川。周绍轩、孟青云等人投靠了范绍增。廖震依旧回城口驻防。

　　1931年，垫江人冷白云带领数百人，将队伍编成三个支队，自封司令，在巴中、江口等地活动。刘存厚派遣旅长余光武进驻白衣庵进行防范。冷白云让他的参谋长向余光武旅投降。余光武向刘存厚请示后，对冷白云进行招安并任命其为司令，冷白云依旧驻扎在江口对岸的祖师庙。1933年，刘存厚失势后，冷白云投靠王方舟，其队伍在宣汉被整编为一个营，王方舟任命冷白云为营长。没过多久，队伍便解散了，冷白云返回了垫江。

　　1932年，四川地区爆发了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刘存厚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调解二刘之间的纷争，专门指派该部第一师师长刘邦俊带领二、六两个团的兵力。这些士兵全都身着灰色军服，出现在交战的两军之间，随后抵达成都并暂时驻扎下来。当士兵们上街时，有人把他们称作学生兵，甚至还出现了抢夺士兵衣服的情况。后来红军进入四川，刘存厚这才急忙调回刘邦俊所率部队返回达地。

　　刘存厚凭借“川陕边防督办”和“四川陆军检察使”的名号来到达县（也就是绥定，后文同），首先设立了“督办署”，其位置位于原靖国军司令颜德基驻守达县时的司令部（即如今的地区行政公署）。所有的政治举措、军政指令都由“督办署”发布。“督办署”下面设有八大处：分别是参谋处，处长是刘培良（忠江人）；秘书处，处长为王天一（内江人）；军需处，处长是李静客（成都人）；军法处，处长是林惠泉（川北人）；军械处，处长是刘弼良（中江人）；军务处，处长由刘存厚兼任；军医处，处长是徐乘凤；副官处，处长是张子育（成都人）。后来又增设了一个顾问室，高级顾问是吴莲炬（乐至人）。

　　“督办署”还直接管辖着一个警卫营和一个运输大队。警卫营的营长是兰继凯（来自成都），运输大队的队长是李陀（湖北人）。“督办署”对各县实行直接管理。当时，达县的地方行政机构依旧是知事公署（人们通常称作知事衙门），县知事同时兼任司法官，拥有对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与执行的权力。知事公署下面隶属的行政事务部门，分别设有征收局、地方收支所、教育局、劝业局、团练局。之后又逐步增设了筹饷局、马路局、禁烟查缉局、护商事务所、市政公所等。在刘存厚统治期间，历任达县知事的有：1924年到1925年是曾繁昌（永川人），1925年到1926年是左鸣梁（长寿人）、吴其焕（资中人），1926年到1933年是张中孝（内江人，任职时间较久）。1933年是吴莲炬（乐至人）。

　　在县公署下属机关中，能够直接管理政治基图组织的是团练局，其位于院樱街龙王庙（即如今的县招待所）。1926年，团练局更名为团务局，县人龙昱鲲（龙莽泉）、彭宿海、庞吉安曾依次担任局长。1932年，团务局再度变更为保盟团办事处，同时成立团务委员会，龙显佩出任主任委员，委员包括：陈诗甫、庞吉安、李慈佛、张伟卿、伍朋程、贺逸仙。

　　县级以下的行政机构，依旧沿用民国初期的旧有制度，全县划分成五个乡，各乡设立团甲公所。清风乡团甲公所设置于蒲家场（即如今的蒲家乡），其下辖城镇、东、南、西、北城郊以及蒲家、罗江、复兴、双龙等二十二个场镇；明月乡团甲公所设立在麻柳场（现麻柳镇），管辖着麻柳、万家、黄都等十八个场；翠屏乡团甲公所设于南赵家场（今赵家乡），下属南赵家、双庙、金垭、河市等十五个场；垂虹乡团甲公所位于西赵家场（现赵固乡），其辖区包括西赵家、管村、罐子、桥湾以及石桥、江陵、白衣、双河、石梯等二十个场。

　　共计16个场分布于各个乡，宝芝乡的团甲公所位于石桥河（即如今的石桥镇），团甲公所配备团总与乡约各一名。各个场以及城镇的东、南、西、北四门都设有团甲公所，且各安排一名团正。彼时四门的团正分别为：东门是贾尊三、南门为吕仁甫、西门系赵子惠，北门乃王义廷。（各场团正信息不详）。团正之下设有甲长，甲长之下设有排首（也称作排头）。其组织编制规定十户组成一排，十排构成一甲。各乡场的团总、团正皆隶属于团练局。

　　1926年，五乡变更为五区，其中清风乡成为第一区，明月乡变为第二区，翠屏乡改成第三区，垂虹乡化作第四区，宝芝乡成为第五区。乡团甲公所更名为区团甲公所，原本的乡团总改叫区长。与此同时，增设了一个城区，其管辖城厢周边的四个郊区。以往各场的团正改称团总。城厢被划分为内外八团。1932年，城厢的内外八团又更名为八镇，团甲公所改叫镇公所。原来团总的称呼变为镇长。四个郊区分别更名为东外乡、南外乡、西外乡、北外乡。不过，当畔县的民众依旧习惯把镇长、乡长称作团总和团正。此时的编制已取消了团正这一级，区以下的各个基层组织都隶属于保卫团办事处。保卫团设有六个常设团丁大队，分别驻扎在各区公所。1933年上季曾开展过一次户口调查。全县共有六个区、八个镇、九十五个乡，总计123381户，男女人口总数为637949人。和1912年达县户口的调查统计数据相比，户数减少了3634户，人口减少了17046人。

　　民国八年（1919年），达县议事会被北洋政府通令停止活动，直至民国十年（1921年）才得以恢复，重新选举议事长并开展会议进行议事。民国十三年（1924年），川映边防督办刘存厚抵达达县后，县议事会便不再召开会议进行议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刘存厚为便于推行政令，指示县知事成立“法团联合会”以替代议事会，直至川陕边防督办垮台，法团联合会才自行撤销。

　　刘存厚为稳固其“督办”权力，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军队之中，都只用亲信。他所任命的军政要员，多数是简阳人和内江人，因为刘存厚是简阳籍贯，他的妻子傅富玉是内江籍贯，由此形成了两股势力，也就是军队是简阳帮，行政、财政是内江帮。那时候，简阳、内江两地来达县谋求官职的人不少，都是由副官处接待。也有人假冒简阳、内江人前来，当时，达县当地人有句讽刺的话：“只要是简阳、内江人，就能有机会获得好处。”要是本地人，想当个军士都不简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保护文庙的命令，县里的人向地方军政当局提出申请，以保护文庙为由，提议设立县立图书馆，获得督办刘存厚的许可并准予拨发修建经费，随后成立筹备会，拟定设置方案并开展修建工作。把文庙东边的厢房改造成藏书室，西边的厢房和戟门改成阅览室，将名宦、乡贡两座祠堂变为阅报室，忠孝、节烈两座祠堂改成看役室，更衣、陈列两处场所改成馆员宿舍。一边进行馆舍修建，一边募集经费，总共收到数千元捐款。这笔募集的捐款大多用于购买图书，一共购置了数千册中外古今书籍，订购了数十种国内出版的报刊、杂志。1928年，图书馆的经费被纳入县财政预算，每年的经费为2400元（硬币）。这一年春天，图书馆正式开放。此后，又陆续添购了《四部丛刊》《万有文库》这类大部头书籍，至此，达县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县立图书馆。

　　1929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部分来自团务局和县商会的当地人士发起创办了一份名为《绥定公报》的报纸。该报纸社址设在团务局，编辑部由曾蜀鹏主管。其办报经费全部由地方财政支出，不过这份报纸没有成为民众的发声渠道，反而成了为刘存厚歌功赞美的刊物。

　　《绥定公报》最初发行时为隔一日出刊一次，出版的是四开纸型一份，采用石印机进行印刷。后来县里有了铅印公司，这才换成用铅字排版印刷，并且改为每日发行。每日印刷五百份，送往宣汉、万源、城口等四县的机关、单位、团体以及学校，不收取报纸费用，个人订阅的少之又少。到1933年秋季，刘存厚失势，《绥定公报》也就停刊了。

　　1930年，刘存厚的下属罗庆丰、周绍武发起筹集资金开办电影院。该影院选址在东街城隍庙（也就是如今的专医院），把庙里的菩萨捣毁后进行修缮，能容纳八百人就座。男女座位分开设置，正厅供男性观众使用，两侧的楼座是妇女观众的区域，正厅后面还另外设有家庭包厢。1931年，影院修建完工，因其达县地处四川东北部，所以取名为“东北电影院”。2 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六）开始售票放映，正厅票价四角，楼座票价两角（硬币），放映的是黑白无声影片。尽管票价颇高，但观众数量不少，特别是放映明星影片公司的武侠片，像《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票价涨到五角。即便影片是黑白无声的，依然备受欢迎。不过，无论观众有多少，每天也只能在夜间放映一场。

　　刘存厚的部队抵达达县驻防后不久，恰好碰到教育行政机构从“劝学所”更名为“教育局”，教育经费实现独立，由教育局自行设置科室来管理收支。教育局长的任命，并非由教育厅进行加委，而是先由“督办署”作出决定，再交由知事委任。刘存厚在达县驻防的十年时间里，所任用的教育局长有刘孝颐、李汉卿、尹守白、李士志、王际云、符帮宁、周梦熊等人。当时教育局的行政架构为：设置一名局长，局长之下配备三名视学（后来改称督学），还有文牍、收支、讲演、书记各一名。在更名为教育局之前，各个区乡设有劝学员，改成教育局之后，把原有的劝学员全部撤换，在城乡市镇改设教育委员，并且分区设立教育主任委员。教育局的办公地址依旧位于劝学所原来的地方（院棚街文昌官左侧）。

　　教育经费实现独立之后，地方原本用于兴办学校的财产，全都划归教育局自主经营并管理收支。教育局所管理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田租和地课。这些田程、地课大多是各区乡寺庙的会产。原本被提作学田、宾兴、书院之用的产业，全部合并为学产。在教育经费奉命独立后，所有学产都交由教育行政机关掌管。其所掌管的租石和地课具体如下：清风乡（一区）租石1043.8石，地课49元；明月乡（二区）租石638.28石，地课22.2元；翠屏乡（三区）租石538.9石，地课48.28元；垂数乡（四区）租石275.75石，地课83.2元；宝艺乡（五区）租石971.69石，地课122.47元。各区租石总计3465.82石，地课总计325.15元。

　　除了程、她课外的相关费用，契税和房租同样是教育经费的一个来源。当遇到增加班级数量，或者开展其他教育事业时经费吃紧的情况，还会在粮税和肉税的基础上额外征收一定比例的费用，具体的征收税率并不统一。此外，在黄裱纸和状纸的相关费用里也有附加征收，但这部分的收入金额较少。据统计，教育局在教育经费方面的全部收入达到七万余元（硬银币）。要是某一年度财务收支出现不平衡的状况，可临时向“督办署”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县里的某项收入上额外征收一定比例的费用。

　　1930年冬季，教育局长周梦熊向“督办署”请示并获同意后，举办了一场体育运动会。受邀参与的单位，除了川陕边防督办署防区内的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的中小学、部队以及地方团队外，彼时驻防广安、渠县的杨森部队也派遣了球队参赛。此次运动会名为“绥属军团学联合运动会”，举办场地位于北门大操场（即如今的巴山体育场）。运动会筹备会设立在教育局，筹备会邀请段燕轻回达县规划相关事宜。由于段燕轻当时在潼川二十九军军部担任体育处处长，无法抽身，便推荐了在该军担任体育教官的段季朋（段燕轻的侄子，毕业于上海东亚体专）回达县主持运动会相关工作。

　　此次大会设置了四个分组。其中，总务组由教育局负责；场地组组长由“联中”校长娄仁安担任；编排组组长是彭桂盛；裁判组的裁判长为段季朋。运动会在十月一日正式开幕，为期10天。在各县参与的运动员里，达县的人数最多，大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参与单位分为军人组和学生组，学生组又细分为中学组和小学组，中学组再进一步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比赛项目涵盖田径和球类。田径项目包含铁饼、铅球、标枪、急行跳高、急行跳远、三级跳远以及撑竿跳高。男子赛跑项目有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5000公尺，还有110公尺高栏、200公尺低栏和400公尺中栏。女子则有60公尺、400公尺接力赛。球类项目有男子篮球、女子篮球（每队6人）、排球（每队9人）、足球、网球。“联中”和“女师”的学生还参与了团体操表演。

　　运动会举办开幕式时，杨森派遣的运动员里有一名军人，从达县的运动会场起跑前往宣汉城，当天又跑回达县，来回一共180华里，等回到达县时已经过了晚上7点。开幕当天，观众数量众多，跑道四周用篾席搭建的棚子里站满了人。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在那个时候，绥属地区举办这样的运动会还是头一遭，在川东北隅地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运动会的开支达到了一万多枚硬银币。

　　达县县城的街道，自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补修之后，直至二十年代，都未曾进行过改修。旧县城原本有四道城门：东边的叫“迎晖”，南边的叫“锦川”，西边的叫“扬武”，北边的叫“来凤”。城外（城墙外，城内指城墙内，以下相同）的街道设有十六道棚子（用木料制作的门）。城内的正南街（即如今的翠屏路）立着四道石牌坊（第一道建在南门进城的西街口，牌坊上刻着“祖孙三知”四个大字；第二道牌坊建在东街口与西街口之间，上面刻着“三朝元老”四个大字；第三道牌坊建在中心街与正南街的连接处，刻有“琐台精忠”四个大字；第四道牌坊建在如今院棚街与正南街的交接处，牌坊上刻着“宠命四家”四个大字）。这些属于封建社会遗留的建筑物，确实对城市交通造成了妨碍。

　　在军阀刘存厚割据达县期间，1927年设立了市政公所。县知事吴其焕委任留法学生、白农乡人吴汝谏担任市政公所所长。吴汝谏拟定了城市整修方案，获得军政当局和地方绅士认可后，立即动工。施工中，拆除了城外各街道的栅栏、正南街的四座牌坊、黄龙寺庙门前的“当关第一”木质牌坊以及街道上的台阶，仅保留了城门。对于那些住宅突出街道、影响规划的居民，强制要求其将房屋退齐。城外从东边的滩头街到西边的木厂街的沿河街道，也被整修成一条畅通无阻的直路。除了拓宽较为繁华的街道，还铺设石板，方便车辆通行。从那时起，达县城出现了人力车（通常称为黄包车）在街道上穿梭，城市面貌有了显著改善。

　　在对街道进行整修之际，还规划在城市里建造公园。建造公园的地点，经过刘存厚勘察后，确定在北门外吕家祠背后营盘坡那一片。设立了公园管理所，管理所聘请留日学生文端图（达县双庙乡人）来负责设计以及工程监督工作。刘存厚指示从县财政附加税里拨出7000元作为公园的修建费用，还调遣一连士兵去平整施工场地。1928年，公园修建完工。原本打算把公园命名为“达州公园”，但由于刘存厚仅亲笔题写了“公园”两个字，所以就没有冠上“达州”这个名称。后来，公园又被命名为“中山公园”（如今叫人民公园）。

　　公园修筑成庭院样式，在公园正中央建造了“中山堂”，其周围环绕着楼房和走廊。“中山堂”前方是花圃，花圃两边各建有一幢西式平房。公园前方有个宽度达数十米的水池，池中种着并蒂莲。水池四周种植着柏树和杨柳。公园后坡种植了大片林木，其中各类梅花居多，尤其是绿萼梅数量最多。“中山堂”后侧有两座凉亭，经刘存厚取名为“蕊心亭”与“清啸亭”。吴佩孚抵达达县后，为了宣扬刘存厚的功绩，把“清啸亭”改名为“虎啸亭”。1931年，当地人士（主要是团练当局）为了夸赞刘存厚的“公德”，发起在公园高坡上修建“积公亭”（因为刘存厚别号积之，所以起名为积公亭）。亭内刻有陈廷杰、余光武、张仲孝、吴莲炬以及刘存厚本人所作诗文的碑石（这座亭子在1938年工农红军解放达县时被拆除）。在公园入口的路旁，刘存厚还为他的部下“军团联合办事处”处长李伯阶建造了一座“李公亭”（后来改成了抗日将士纪念碑）。

　　达县“中山公园”初建之际，规模不算大，里面的建筑物也并非气势恢宏、壮丽无比，不过直至如今，这里依旧是达县城市居民游玩娱乐的好去处。

　　刘存厚在达县形成割据局面后，战乱暂时平息，百姓获得了短暂的休养生息机会，生活相对安稳。在此期间，达县的工商业重新恢复正常状态，市场交易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金融也渐渐活跃起来。

　　1916年，也就是民国五年，县商务分会经改组后成立了县商会，这是达县首个组建起来的职业团体。其所在地为水府宫（即如今的市党校）。商会刚成立时，仅有二十四个行业加入，在刘存厚掌控达县期间，行业数量增长至七十二个。曾担任商会会长的有陈恩普、庞古渔等人。与其他民众团体相比，县商会成立时间更早，而且它也是达县最能把各行各业的商贾人士汇聚起来的组织。每日，各行业的负责人或者生意规模较大的商人都会前往商会活动，他们在那里了解市场行情，交流信息，促成交易。除此之外，一些当地富绅以及机关公务人员也时常到商会来，谋取额外收入或者进行高利借贷。县商会的各项开支，全部依靠各行业每月缴纳的会费。因为商业活动十分活跃，会费收入颇为可观，在商会任职能获得一定利益，所以每次竞选会长（后来改称主席）时，场面比其他团体的竞选更为热烈。

　　达县县城之中，大大小小的商店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在当时，那些资本比较雄厚的商人，于城内正南街（也就是如今的翠屏路），有天福祥、陈协兴、况祥泰、王焕如、范永兴等商家；在城外的珠市街、兴隆街，有恒太和、周永顺、福兴恒、同中和、义顺和等，这些都是颇有名气的绸缎、百货店铺。滩头街的夏德盛、邓天心、大有恒等，则是闻名的花表行。油盐铺子大多集中在永丰街，纸货铺子大多集中在珠市街西段。彼时，外地商人前来达县经商的也不少，有的开设商号进行批发业务，有的开办大型商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帮派。经营棉花、黄裱纸的是“黄州帮”，像周坤山、胡象离等人；贩运布匹的是“汉阳帮”，例如张理成、苏荣发、夏恒庆、肖同太等；从事山货生意的是“渝帮”，如杜兆南等；经营米、盐生意以及酱园业的是“合川帮”，如何宜斋、万福臻等。

　　达县地处丘陵区域，不过地域广袤，物产丰饶，盛产大米、青麻、桐油、五倍子、猪鬃等农副产品。工业产出的原煤、土铁均为大量外运的物资。此外，上三河（即州河上游支流前、中、后河一带）以及通、南、巴等地的木耳、银耳、白蜡、蚕丝、药材等土特产，大多汇聚于达县，之后运往渝、万等地销售。宣汉和达县还大量出产耕牛（多运往成都平原），耕牛交易主要集中在达县一区的蒲家场、三区的双庙场以及四区的管村坪。每年这三个牛市的交易量颇为可观。二区大树、万家二坝所产的黄裱纸，多与陕西运来的棉花进行交换后销往省外，这在达县是一项颇为可观的经济收入。

　　当地民众日常所需的物品，像洋纱、印花布、各类日用品、食盐、白砂糖等，会从外地集中运至达县，接着再分销到周边的县以及农村地区。达县成为了货物的集散枢纽，商业随之持续兴盛。此外，刘存厚部队的军官待遇优渥，收入颇丰，且无法通过邮汇把钱转出，便都在达城消费。周边乡村的富绅为躲避匪患，大多搬入城内居住，使得城内热闹非凡。农村地区广泛种植烟草，种烟的农户将收获的售出后，手头也较为宽裕。所有闲散的资金都流入了市场，所以达县的商业在这一时期曾一度展现出繁荣的景象。

　　今翠屏路与珠市街汇的鱼市口处，高焕章所开的茶馆热闹得很，这里不仅是交易的好去处，还是信息汇聚之地。商人们来来往往，如同流水般不停歇。很多大宗货物的买卖都在这里达成。南门河坝也有专门为从事河上生意的商人开的茶馆。正南街二道牌坊那儿的茶馆，是进行银元兑换以及山货收售的市场。而县商会里面，则是大宗米和盐交易达成的地方。上述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达县很热闹的商业场所。在这些商业场所里，买卖成交之后，如果没办法立刻付现钱，就可以在“关期”支付。付了款但货物没办法马上交付的，同样能在“关期”交付。所谓“关期”，就是商业场所预先设定好的交付货款的期限，每个月有两个“关期”，分别是初九和二十三这两天。不管是谁，只要买卖成交了，事先都得商量好要在一个或者几个“关期”把货款结清。

　　那时市面上既没有银行，也没有钱庄，商人的现金存储或者借贷，全靠个人凭借信用来往，汇兑钱款完全依靠私家商号来周转。在甲地支付款项，凭借商号的票据就能在乙地提取钱款，于是市场上就兴起了买卖“申票”“汉票”“渝票”的业务。所谓“申票”，指的是在上海交付钱款的票据；“汉票”，是在汉付钱款的票据；“渝票”，则是在重庆交付钱款的票据。从事“票子”汇兑业务的，也存在到期无法付款从而因“黄票”（无法兑现的汇票）产生纠纷的情况。例如商人张纯清在1927年由于售卖“汉票”数量过多，到期无法付款，引发了一场非常大的诉讼案件。

　　那时达县市面上还未流通纸币，大多使用的是银元硬币与钢元辅币。银锭和制钱（也叫小钱）已然难得一见。机关、单位、学校里公职人员的薪资（当时叫做薪金）还能按月发放，每人每月的伙食费通常在三元上下。生活中的主要食品，像大米、食盐、猪肉等的价格都随米价波动。大米每斗（老斗重四十五斤）价格一般不超过银币两元，一斗米能买十斤食盐，也能买十斤猪肉。要是大米价格上涨，食盐和猪肉也会跟着涨价。1925年由于遭遇严重旱灾，米价猛地涨到每斗五元，盐和肉的价格也随之大幅上涨。第二年稻谷丰收，米价又一下子跌到每斗不到一元，盐和肉的价格也跟着大幅下跌，进而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直到1927年，物价才重新趋于平稳。

　　在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辅币的情况变得杂乱无章。市场里辅币制钱已然不见踪影，当十文、二十文的铜元也十分罕见。较为常见的是当五十文、一百文以及当二百文的大铜元（一文等同于一个制钱）。没过多久，市面上连当五十文、一百文和“大二二百”的铜元都鲜少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小二百”铜元。为了满足市场上的小额找零需求，甚至有人把“大二百”铜元切割成两半或者四半。人们把切成两半的称作“半边”，当作一百文制钱来使用，把切成四半的叫做“钉子”，当作五十文制钱来使用。如此一来，让那些企图牟利的人有了可钻的空子，他们在分割“大二百”铜元时，会从中截下一小块铜来中饱私囊，而当局对此并不加以追究。于是，“大二百”铜元在市面上彻底消失了，连完整半边都算不上的“半边”铜辅币却在城乡肆意泛滥开来。

　　半元的银质辅币在市场上的种类十分繁杂，有成都造币厂铸造的厂板，有云南省制造的云南半元，还有各个防区的军阀开设工厂仿造的杂板。这三种半元银辅币，成色各不相同，银的含量都不充足，但在市场上都是按照面值正常流通。有段时间，由于云南半元在市场上大量出现，还曾以八折的价格进行交易。因为铸造含银量不足的银辅币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刘存厚的师长魏声华曾在宣汉南坝场私自开办工厂来铸造半元。

　　1931年秋天，县建设局局长周梦熊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理由，邀请刘存厚共同举办了一场“劝业会”，县里的人将其称作“赛宝会”。举办地点选在了中山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在举办之前，建设局在本县以及相邻的县发布通知、张贴通告，一边征集展品，一边欢迎大家前来参观。通知发出以后，县商会各个行业觉得这是开展大生意的绝佳时机，纷纷在公园区域内争抢着划定地盘、搭建棚房、设置货架、摆放货摊，尽可能地把高档货品展示出来。

　　展出的物品里，大部分是品质上乘的农副产品，也有很多轻工业产品。刘、李、陈三家相互竞争售卖的灯影牛肉，口感香脆，采用油纸包装，每包一斤，便于顾客携带；石姓人家织造的狮球线毯，其图案样式在当时被县里人都认为很新颖；刘、郭二姓编制的各类藤器，工艺极为精巧；“绫子机房”纺织的绸绫、丝帕，备受人们称赞；“十二恒”生产的机棉线，在当时属于技术革新的产物，深受缝纫从业者喜爱；“维新布厂”用铁机织成的洋纱花布，花色和品种繁多，在那时还能抵御一部分外来商品；河市坝的邱寄云运来一块重达二百斤的大煤炭，颜色乌黑且有光泽，质量非常好。农业产品展出中比较有名的有电家滩的青麻，质量好且纤维长，铁山产出的雨前毛尖（俗称老人茶），冲泡时香气扑鼻，其他像青油、桐油、蚕丝、药材、瓜果、蔬菜等也都有展出。此外，还有不少私人收藏的古玩、字画供人欣赏。

　　劝业会的展览时间为一个月，每日都有众多参观者前来。在劝业会闭幕之后，建设局会对所有参展展品进行评定，对于表现优良的展品颁发奖状，奖状上面印着“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这八个大字。

　　刘存厚身处达县之际，对民众的搜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民国时期的《达县县志》里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民国十三年的冬季，刘存厚来到绥地，自封为川陕边防督办……在当地独霸一方。他统治此地将近十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善政。搜刮钱财的手段极为凶狠，到了晚年，搜刮所得多达二百一十三万一千块银元。他的征税极其苛刻暴虐，父亲去世了儿子会被关押，兄长逃走了弟弟会被囚禁，百姓们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痛苦。有的百姓舍弃自己的产业偷偷逃到别的县，有的百姓把田地捐给公家但苛捐杂税依旧不免，有的百姓拿着地契却饿死在城厢。达县向来有富庶的名声，到了这时也难以维持，很多人都想着反抗了。

　　下面把刘存厚所设立的征收机构、捐税名目以及每年搜刮的情况，选取其中较为重大的部分列举如下：征收局（这是征收田赋的机构，民间将其称作“粮房”）。田赋本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但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其田赋实际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原因在于，田赋的征银数额越高，地主就越会提高佃户的租谷。有些粮户，他们的先辈曾拥有一块田地，然而由于连年遭受兵祸和灾荒，生活艰难，为了维持生计，只好把田地卖掉。不过在售卖土地时，不一定能把田粮也一并转出，常常是田地已经卖出，可田赋仍挂在自己名下。

　　所以，部分拥有土地的富户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田赋，而一些没有土地的贫苦百姓却有“粮”在身，依旧要按常规缴纳赋税。刘存厚主政时的征收局，除了征收田赋正税，还额外征收“预征粮税”“子弹捐”和“矿产捐”。“预征粮税”的操作方式是印制预征粮票，在征收局专门设立窗口进行征收，每年征收金额约达9万元。刘存厚为了既能供养官兵又能中饱私囊，还推行了一套田赋预征措施，将原本一年征收一次的田赋，改为一年征收两次，这使得有“粮”的家庭一年的负担增加了一倍。

　　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他就对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的田赋进行了预征，也就是提前征收了未来十年的田赋。田赋原本属于国家收入，征收的银子需要上缴，然而刘存厚所征收的田赋一分都没有上缴。“子弹捐”的征收方式是在猪厘金上附加费用，每只猪多收三角，全年征收的金额大约是1500 元。“矿产捐”由征收局派人到矿区进行包收，包收的金额为 300元。这三种税捐都被称为“军事费”。

　　禁烟查缉机构。刘某人打着“富禁于征”的幌子骗取钱财。对外宣称是禁止，实际上是鼓动大规模种植，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来对的生产和销售征税，这个机构叫做“禁烟查缉所”。该机构征收的项目包括烟田种植税、吸食场所税、烟秤使用税和特别税等，这些税收用于军警的特殊开支以及知县衙门的费用。所谓的烟田种植税，只要是种植的都需要纳税。有的按照种植面积大小来计算纳税额度，有的按照种植的株数来计算纳税额度，所以它也被称为“烟株税”。

　　每季度进行一次纳税。要是种了第一季，之后即便不再种植，也会被强制要求按常规纳税。具体的征收方式为，由各个乡的保甲进行查报并代收税款，每亩征收白银一元，一年能够征收五万元。所谓的“红灯捐”，指的是民间开设的大小烟馆，只要供有烟瘾的人吸食，就需要纳税。这种情况在城市和乡村都极为常见，按照烟馆设置的烟灯数量来收取捐税。全县一年的收入大约为两万元。熵秤息是从经营烟土的商人那里收取的，由各级乡场进行包认包缴，每年所获得的秤息金不少于红灯捐的收入。特税的征收办法是，在达县贩运烟土的商人需向查缉所进行登记，自行申报并缴纳税款，全年的收入大约为六万元。

　　护商事务所，这是刘存厚专门设立的敛财机构。它表面上是为保障行商安全，防止歹徒抢劫，征收的项目名为“百货厘金”。只要有货物运输途经达县境内，护商事务所设置的税卡工作人员就会依据商品包装数量评估价值，按一定百分比征收护商费。不过，护商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贩运烟的行商。如果行商担心遭遇土匪抢劫，需要武装保护，那就得额外付费，而且还得好好款待护送人员。自护商事务所成立后，仅这一机构每年的收入就多达24万元。

　　筹饷局，此乃刘存厚为充实军备特意设立的机构，专门负责征收“临时军费”与“三升捐”。“临时军费”的征收方式是先制作票据垫付，再依据“粮”的数量摊派收取，每斗“粮”征收三十余元，这一数额超过正粮（每斗四元多）八到十倍，每年征收金额达七十九万二千元。“三升捐”是以“保卫团”和“马路局”筹款的名义征收的，即便马路并未修建，保卫团也有名无实，可捐款依旧随粮附加，每年都照常征收，全年征收十六万元。

　　烟酒公卖局，虽说名为“公卖局”，实则并非售卖烟酒，而是专门负责征收烟酒税（不包含烟）的部门。烟酒税的规定是，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都需纳税。种植烟草的要交税，在市场销售时还得交税；酒在工厂酿造时按桶计税缴纳税款，在酒店售卖时同样要交税，这就是所谓的双重税。这种税由从事烟酒生意的商人向公卖局承包认税，按月缴纳税款，每年此项税收能达到2万元。

　　此外，“督办署”军需处会征收邮包税，征收方式为依据邮包的估价来确定税额，每年此项税收能有2万元的进账。警察局会向城市居民征收门户捐，每年大约能收到5千元。城防司令还会征收“花赌捐”，每年可获得3万元的收入。其征收方式，一方面是对公开从事卖淫活动的女子所持执照以及“堂条”进行抽捐，另一方面是从公开的赌场按日抽取一定费用。

　　此外，存在机关单位自行设置科室或派遣人员负责征收的情况，征收的税种有粮税、肉税以及契税附加。每年征收的粮税附加大概为2万元，肉税附加为4万元，契税附加约3万元。还有由县商会向各行业摊派，要求按月缴纳的“印花税”，每年统一缴纳5千元，这笔钱作为县衙门政法费用的补助。另外，各乡场有自主附加征收的军实粮款，由各乡场自行斟酌确定缴纳数额，这笔款项用于各乡场军队的粮食消耗以及应付上级派来的委员的差遣费用，每年数额高达55万元（其中存在较大的漏洞，实际数额远不止这些）。

　　更为糟糕的是“发天榜”这一现象，此现象从前虽已存在，但在这时变得愈发猖獗。所谓“发天榜”，是刘存厚向县知事示意，接着县知事与团练局委员一同操作，以临时需要军费为借口，针对县里家境殷实的人家，表面上依据这些人家的资金和田产数量来确定应缴纳的款项数额，然后把出资人的姓名按照出资多少的顺序排列，制成榜单张贴公示。实际上，每家该出多少钱，全由团练局的几个委员口头决定。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出资人，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敢怒不敢言。当时有位中学国文教员叫张候山，看到孔庙墙上张贴的“天榜”后，即兴创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孔衍墙头财源滚滚”，下联是“封神榜上杀气腾腾”，横批是“流毒其厚”（寓意刘存厚督办害人极深）。

　　上述所列举的各类苛捐杂税，一年大约有两百多万元，平均每户二十多元。税收和捐税之繁重，名目之繁杂，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就像当时县里的人说的“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刘存厚除了变着花样征收各类苛捐杂税之外，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指使他的副官张德仁在罗江秘密设立了一家造币厂。该厂不仅铸造成色欠佳的川板银元，还把市面上流通的（相当于两百文制钱）大铜元回收熔化，改铸成“小二百”铜元（两个大铜元能改铸成三个小铜元），在其辖区内按照“大二百”铜元的面额大量使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存厚开办了一家“汉通银行”，从重庆肇明公司运来橡皮印刷机，用美国生产的钞票纸在达县印制了30万元钞票。这些钞票票面金额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妄图在辖区内发行流通，搜刮地方物资。同年红军进入四川，一步步逼近刘存厚的防区，人心惶惶，钞票遭到拒绝使用，瞬间成了废纸，汉通银行也只能关门停业（汉通银行位于荷叶街，董事长是冉仲瑜）。

　　在刘存厚掌控达县期间，他不仅借助对烟、赌、娼公开征收捐税的方式，致使社会风气败坏，让民众精神堕落，而且当地匪患猖獗，严重干扰社会秩序，给百姓带来极大危害。

　　“烟”是众人皆晓的危害国家、贻害百姓的强效毒品。早在一百多年前，林则徐就曾实施过禁烟行动，还因此引发了一场战争。然而刘存厚却公然准许公开种植与买卖，还对吸食、贩运的行为加以庇护。当时，开设烟馆的现象极为普遍，不仅城里十分盛行，即便在大大小小的乡镇，甚至关卡、“么店子”，为了满球盟会官方网站足过往行商、苦力“过烟瘾”的需求，也是随处可见。至于那些因害怕缴纳捐税而暗中摆放烟灯供人吸食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彼时城里有一家规模较大的烟馆，坐落在正南街中段（即如今的翠屏路），招牌名为“颐和茶园”。园内设置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房间，房间里到处摆放着床榻，配备有数十盏烟灯和烟枪，能够同时供数十名瘾君子吸食。每天往来的瘾客络绎不绝，其中有商人、公务人员，也有旅客、地痞等。这家烟馆生意火爆，一度盛极一时。

　　在旧时代的社会里，赌博虽从未被切实禁止过，但在达县，由官府公然准许开设赌场的情况，是从刘存厚割据时期开端的。由于有了大型赌场，他们便以“寓禁于征”为幌子，得以大肆抽取赌捐。彼时的大型赌场，位于城市中的有三处，分别是郑家祠堂（荷叶街）、禹王宫（策亭子街）、亚东茶园（东街）。赌博用具，一种是用骨质制成的两颗骰子，名为“单双”；另一种是铜质方形外盒，里面装有红黑两色蕊子，叫做“红宝”。赌客们都围坐在又大又长的桌子四周，“宝官”（负责摆赌的人）坐在桌子上方正中间，“宝吏”坐在宝官右侧主管全局，参与赌博的人数量不限，各自聚集在长桌四周下注。这是一种很便于“抽头”且输赢数额较大的赌博形式。每场赌博要收取数十元（硬洋）的赌捐。除此之外，其他的茶社、家庭，甚至街头巷尾，都有以赌博为生的人。他们赌博的方式和花样繁多，最常见的有“摇单双”“掷骰子”“打麻将”和“玩纸牌”。

　　在各个乡场，赌博之风极为猖獗，不管是办喜事、丧事，还是举办宴会，都会设下赌局来招揽宾客，人们没日没夜地赌个不停。到了春节期间，这种现象愈发火爆。县属二区的大树坝、万家坝，那些从事舀纸业的农工，每到赶集的日子，把自己加工好的手工业黄裱纸在集市上卖出去后，很多人就会跑到赌场里，妄图靠赌博碰运气赢钱。然而，从赌场出来的人往往都是一无所获，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娼，达县本是一个风俗纯朴的古老城市，娼，却在刘存厚割据达县后，由于烟、赌的公开风行，因而出现了狎妓玩乐的风气，所谓扬州帮卖婬女便络绎而来（一般人称呼为杨州姑娘），其实这些卖婬女并非来自扬州，而是从宜昌、万县一带诱买来的无知村女。她们初来时，聚集在凤集茶楼（原地名为凤凰头，原先的楼房早拆去了）。以后陆续来的卖婬女，又分批聚集在娘娘由街和西街，地方人把卖婬女住在娘娘庙街的院子称为黑漆朝门，住在西街七道朝门院子称为红漆朝门。因为有了外来公开卖淫的卖婬女，于是旅店，酒楼和茶馆狎妓作乐者，随时可见。尤有甚者，官府人员中，县知事张仲孝，征收局长王天一，副官张德仁等，还有些商人亦无不以卖婬女作为他们的选姘纳宠的对象。这风气不特在城市风靡一时，也影响到了乡间的地主豪绅相与效尤。

　　在刘存厚治理达县期间，由于赌博与贩卖之风盛行，抢劫案件频繁发生。即便在县城，也曾出现“抢童子”的匪患事件。尽管刘存厚为了打击匪患，处决了众多匪徒（曾一次在会仙桥河坝处决了十多人），但匪患依旧猖獗。东岳乡的袁伯凡，是曾在达县担任议事会长的袁紫积（袁德恒）之子。他家境富裕，颇具封建家族的排场，然而他却纠结了数十人持枪四处抢劫，被捕后在蒲家场被执行枪决。

　　刘存厚特意设立了“军团联合办事处”，任用曾担任过师长的李伯阶为处长。对于捕获的匪徒，予以严厉惩处。然而，四乡的抢劫案件依旧持续不断地发生，就连李伯阶后来也被土匪杀害。继任处长的余昂，在前往万县开会的途中，也遭到土匪伏击而丧命。至于抢劫财物、杀人越货的事件，更是频繁出现。二十年代达县境内的匪首，像陈福星、孔先和、蒲继光、赖忠孝、孟青云等，都是当地百姓熟知的人物。还有被招安的周绍轩等人，也是由土匪改编而来。刘存厚也曾采用“以匪制匪”的策略，比如将大土匪陈福星招安为团长，后来，刘存厚借助陈匪的部下张xx把陈诱杀。由于四乡匪患严重，世世代代居住在农村的大地主、乡绅们，很多都搬入城中，以此躲避土匪的劫掠。

　　五四运动之后，进步思想传入达县，最先被学校里球盟会官方网站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纳。尤其是1911年冬季，革命老前辈、教育家吴玉章来到达县，产生了极大影响。吴老在绥属联中向师生作了报告，讲述他起草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提出了“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体目标，传播进步思想。一些进步师生开展了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还与当时学校里的国家主义派展开斗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联中的校长娄元亮（即娄仁安）和达中的校长胡玉璞，他们不仅是国家主义派在达县的突出人物，即便在四川省也颇具名气。当时，这两所学校有“国家主义大本营”的称号（也有人称之为“狮子狗大本营”）。他们的口号是“读书救国”“外抗强权（反苏），内除国贼（）”，在学校打压进步师生，不许过问政治。

　　1926年上半年，当国家主义分子胡玉璞担任达中校长之际，该校的进步教师戴治安、张鲤庭以及学生张端绪（张爱萍）、魏传统、王荣澍等人，由于成立了进步组织“烂漫社”，印刷并发行了宣扬反帝反封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刊物《烂漫》，还在县城的各个学校进行散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8年，联中国家主义派的头目符邦宁与刘存厚部队的旅长郑国武（郑西屏）相互勾结，派遣武装人员到学校搜捕“赤色分子”，由此在联中引发了一场罢课驱逐符邦宁的。刘存厚知晓此事后，觉得郑、符二人行事缺乏策略，表面上只得把符邦宁调离学校，安排到县教育局任职，这才暂时平息。从那以后，刘存厚进步青年革命分子的手段从公开转变为阴险毒辣。国家主义派的符邦宁为他提供黑名单，刘存厚便按照名单逐一进行抓捕。

　　1929年夏天，刘把身为员的唐伯壮（黄都小学教师）抓捕入狱，到了九月，暗中将其杀害于监狱。石桥小学有位女教师叫尹文荃（尹耀先先生之女），被指给张贴标语，也被抓到县城知事署，遭受了种种酷刑。1932年1月，梁达中心县委的女员杨宛如在二区被捕，在被押送去县城的路上，于雷音铺山垭被武装押送人员杀害。1932年7月20日，蔡奎在黄庭乡白果峡被捕，后在县城监狱遇害。1932年2月28日晚，在绥定联合中学任职的扁聚五（柏树乡人）正在正南街同仁药房右侧的张姓茶馆喝茶休息，刘的城防营连长许震奉命捉拿周，许震与周相识，看到周在茶馆，就先进入茶馆与周应付，随后几名武装人员一拥而上，要周出去交谈。周感觉情况不对，不愿出去，许震不由分说，命令士兵把周拉出茶馆，在大街上用乱刀将其砍死。

　　1932年2月29日，河市坝革命青年小学教师咎中荣，在中午休息时因事上街，到茶馆和乡亲交谈，当场被武装军人开枪打死。管村小学校长覃永骥（秦仲芳），某天中午被几个便衣军人叫出学校，他们打算把覃校长带出场口并加以杀害。好在学校师生看到这一情况后，赶忙去告知街上的团总，团总急忙带领一个分队的团丁赶来，向便衣军人索要抓捕手续。由于便衣军人没有手续，且团总不允许无故抓人，覃永骥这才幸免于难，立刻离开了达县。直至1933年冬，中国工农红军解放达县，刘存厚才收起屠刀，狼狈逃走，停止了对达县革命青年的屠杀行径。

　　在川北通、南、巴等县，由中国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红色政权。此后，为进一步拓展根据地，让川北和川东游击区连成一体，1933年，司令员、政委张国焘率领部队，冲破了四川军阀田颂尧、杨森等人对川北的封锁，发起了向川东的大规模进军行动，刘存厚驻守的区域因此最先受到冲击。

　　公元1933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二年，“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委任刘存厚担任“第六路剿匪总指挥”。就在这个时候，红军第九军和三十军已经着手向宣达发起进攻。刘存厚妄图阻挡红军的推进，赶忙增派第一师团长刘耀武以及第二师团长吴占元所率军队前往马渡关进行防守。他下令吴占元等人牢牢坚守王家岩右翼的金花寨、吴家坪一带。经过这样的兵力调动，刘存厚在达县的兵力就仅剩下三个团和一个警卫营了。当时，部队里流传着红军作战英勇无畏、行动神出鬼没的说法，这使得刘存厚的部队军心不稳，许多士兵都当了逃兵。当月下旬，红军成功攻克了金花寨和吴家坪，击溃了吴占元和刘耀武的两个团。

　　红军268团占领蒲家场之后，分兵三路朝着达县城北面的凤凰山发起进攻，左翼从罗江口进发，右翼经双龙场前进，中路则径直扑向凤凰山主峰。此时，刘存厚仅能依靠蒋明秋的一个团兵力来据守凤凰山。刘存厚另外调遣周绍武的一个团在江陵、桥湾、石梯沿着巴河一线布置防线。谁料红军第四军和第九军的两个团刚从石桥河出发，就已翻越铁山，朝着复兴场行进。红军独立师三十一团一营翻越铁山后，绕道河市坝，直逼达县城。红三十军在军长余天云、政委的指挥下，迅速攻上了凤凰山，而防守凤凰山的唐飞鹤一营人马一交战便溃败。

　　此时，团长蒋明秋尚未掌握实际战况，他带着副官金相安和几名侍卫从城里出发，打算上山亲自指挥战斗。然而，红军此时已越过福音堂（牧师避暑之地），朝着北岩寺进发。当蒋明秋走到凤凰山第一道寨门时，恰好与红军前哨遭遇。蒋明秋一听到枪声，吓得浑身发抖，动弹不得，就此成了红军的俘虏。红军活捉团长蒋明秋的消息传开后，让刘存厚的军队上下皆感震惊。刘存厚见局势已无法扭转，急忙发电报，命令巴河一线的部队迅速返回达城，同时要求“督办署”的所有官员立刻撤离。慌乱之中，刘存厚自己也弃城而逃。

　　凤凰山失陷之后，刘存厚迅速将东、西、北三面城门统统紧闭，仅留南门可供通行。他强硬要求船帮公会派人在南门外的州河之上搭建浮桥，以便官兵能够日夜撤离。刘存厚把在达县近十年统治期间搜刮来的库存银元，装入子弹木箱，用三十二匹骡马驮着准备逃窜。每匹骡马驮着七箱，每箱装有一千二百元银元。部分子弹木箱密封不严，银元掉落在路上，也没时间去捡。刘存厚的警卫营渡过州河后，立刻放火，试图烧毁浮桥，然而由于行动仓促，浮桥并未被烧毁。十月二十号（农历九月初二），刘存厚在亲信江炳星（人称子，原本是刘存厚的轿夫，曾担任市政公所和护商所所长等职务）、连长高尚志以及镖客周平川等人的搀扶下，走出“督办署”。在严密保护下，他步行走过浮桥，随后坐上四人抬的凉轿，离开了他割据近十年之久的达县城。第二天，刘存厚抵达麻柳场，才稍微休息了一下。

　　刘存厚一方面收拢残余部队交由刘邦俊师长整编，另一方面发电报让刘湘转呈蒋介石，请求给予自己处分（1927年蒋介石曾任命刘存厚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此时刘邦俊才打出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的旗号）。刘存厚本人和少量随从于二十三日经万县前往重庆，暂住在大世界旅馆。达县、宣汉两县逃到重庆的“商绅”得到消息后，纷纷前往刘存厚的住处进行责问，一时间喧闹不止，刘存厚不敢露面。于是“商绅”们以绥属同乡会的名义发电报请求蒋介石将刘存厚正法。刘存厚在重庆不敢久留，迅速返回成都，在西珠市巷的公馆中隐匿起来。十月二十一日清晨（农历九月初三），全城人得知红三十军二六八团、红十二师三十六团解放了达县城。

　　十七日黎明时分，中路第一梯队里的红三十军268团，沿着险峻的小道，攀爬五丈有余的悬崖峭壁，成功突袭并占领了土地堡附近的重要关隘烟堆岩，歼灭敌军一个营，撕开了一道口子。随后，其他部队持续推进，攻占土地堡、凤凰观，歼灭敌军第六团。紧接着，红九军加入战斗，下午便拿下邱家堡、马渡关，打垮敌军第五团，敌人中段防线就此崩溃，残余敌军纷纷往南逃窜。十八日，红军占领隘口后，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分别朝着宣汉、达县方向，对溃逃之敌展开猛烈追击。

　　19日，红九军拿下了宣汉城北的重要据点板凳垭、尖子山，城里的守敌没交战就逃走了，宣汉就此获得解放。

　　同一天，红三十军拿下了达县城东北三十里远的罗江口，接着继续进发，对达县城北二十里的重要据点凤凰山的敌军发起攻击。由于此地山势陡峭，防御工事牢固，一时间难以攻克，红三十军便在二十日夜里派一部分兵力沿着宣（汉）达（县）大路直接突袭达县城。当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城东吴家村时，敌军的一个连警戒部队刚一接触，就慌慌张张地往城内逃窜；红军紧追不舍，冲进城里，趁着敌军惊慌失措、阵脚大乱的时机，迅速歼灭了守城的一个团，达县城得以解放。敌军将领刘存厚险些被生擒。

　　达县城北凤凰山的敌军发现县城已经沦陷，觉得坚守下去没有希望，于是突破防线向西逃窜。此时，右路的红四军两个团在十八日就已渡过巴河，刚好抵达达县以西区域，当时和红三十军一同作战，把从凤凰山逃窜的大部分敌军歼灭。

　　1933年冬季，由中国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抵达此处，一番战斗过后，刘存厚最终全面落败，蒋介石因此撤销了刘存厚国民革命军二十三军军长的职务。刘存厚的残余部队交由他的弟弟刘邦俊带领，而他自己则逃回成都，躲在北门内珠市街的公馆里。

　　抗战期间，成都常遭空袭，刘存厚曾暂时回到老家简阳。彼时，“乡建”派代表晏阳初担任中美联合乡村建设学院院长，于凤楼乡创办了“凤楼”村建设实验学校，还聘请刘存厚出任该校董事会董事（简阳县县长傅见吾和国大代表郑西屏也都是董事）。

　　1949年，四川即将解放之际，刘存厚惶恐不安，专门写信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阎锡山，希望能得到关照。刘存厚和阎锡山过去都出身于军阀，两人私交甚好。为了照顾刘存厚，阎锡山特意派飞机让刘存厚全家前往台湾，在台北居住下来。随着时间推移，刘存厚家经济变得紧张，祖孙三代人只能挤在一间小木屋中。这不仅远不如昔日富贵之家的生活，甚至连日常饮食都难以维持。刘存厚过去虽曾是蒋介石任命的将领（他并未就职），但从未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到台湾的川军将领，像杨森（杨子惠）、孙震（孙德操）等，虽与刘存厚有往来，却也无法帮他解决困难。刘存厚在生活的困境中，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来感叹自己的处境：“蹉跎容易又三春，一事无成唯虑贫，谁识路旁卖瓜客，曾为麟阁画图人。”从这首诗里，能想象到刘存厚在台湾已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

　　1、此文本为个人整理的学习材料与历史资料，仅作参考，资料来源于《达县文史资料》《达县志》《达州市志》以及网络。

　　2、图片大多源自网络、个人收藏以及达州发布，传承祖国的优良传统文化，体悟中华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