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观史：谢晋元被害原因细解
发布时间：2025-03-13 21:12:55| 浏览次数：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谢继民著(2010年7月出版)。
叛兵郝鼎诚等四名凶手开始并无多少话说，只是狂妄地扬言：“尔等将可见余等释放。”当时，租界工部局实际上已经在日伪的影响之下，公共租界临时法院也已宣告结束，改由汪伪“江苏省政府”掌控的“上海第一特区法院”代替，原临时法院院长徐维震落水，改任伪第一特区法院院长。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孤军营又对案件的调查、审判等无法了解，所以孤军官兵对伪法院的判处及执行并不完全相信。
24日清晨，胶州路孤军营内正在列队之际，团长谢晋元及团副一人，突遭营内若干士兵之袭击，结果谢团长被戳伤重殒命，同时团副也受重伤，刻已移送医院。该案负责士兵四名当场就逮，交由营房守卫转解捕房羁押。据就逮之士兵四名声称，两长官平日之压迫行为，实为发生本案之原因，案情正在进行调查中。
英文《大美晚报》云，据悉公共租界警务当局，对行刺孤军司令谢晋元上校之凶手四人郝鼎诚、张文清、尤耀亮、张国顺已准备起诉。该四人现尚羁押于捕房内，将于下星期内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受审。闻第一特院昨日对该案已接到警务处所提出之正式公文，由庭上签发羁押票，准将凶手暂行羁押，以待警务处下星期正式起诉后开审。
汪伪“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事庭经过二个月的多次审问，于六月判决郝鼎诚等四名叛兵死刑，对于四人所谓的“待遇不良，饮食不饱，外界捐款不公开”等说法，雷雄团副曾发表声明予以驳斥，上海《正言报》1941年7月1日登载报道和声明：
行刺谢团长之叛兵四名，自被工部局提起公诉，经第一特区法院刑庭数度审讯，业于日前判决，各处死刑。该营雷团长昨发表声明称：团长待人素主张以人格感化为第一，该四叛兵平日行为之乖张，思想之不纯正，早为全营官兵所熟知。唯团长始终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态度，谆谆劝诱，不愿解送法院，有辱全团往日之光荣，不料竟酿此惨变。
据雷团长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全营每餐必饱，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该叛兵等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等语，完全出于捏造，不待责辞；又团长之经济向极公开，一切收支账目按月公布，且内部又有经济委员会之组织（由全体官兵推选十人担任之)，故该叛兵等所谓外界捐款亦不公开等语，更属荒谬绝伦，不屑置辩。据雷团长表示，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显系别具肺腑矣。
第一特院刑庭判处四人死刑以后，孤军官兵都没有听到执行的消息。是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租界。1942年在南京时，有几个孤军士兵听到电台广播说该四人执行了死刑，由此推断应为上诉后二审判决再执行。而按照汪伪的法院管辖体制，二审似应由苏州“江苏高院”审判。
张文清河南人、尤耀亮、张国顺为湖北人，均系湖北保安五团补充到88师的，平时纪律松懈。张文清因跑步未跑即落伍被团长抽过鞭子，后经教育，态度有所好转；张国顺因私入伙房吃锅巴又打人，被团长抽过鞭子、罚跪；尤耀亮因不遵守纪律，团长找其谈话一小时，当时也有所认识。此三人为素质差，好吃懒做，不守纪律，不知自爱，官兵无不讨厌的人物。
为首的郝鼎诚最为复杂，根据一连的余长寿、四连的李锦堂、曹明忠三位班长回忆：
四名凶手为首的郝鼎诚是二连的，因为有高中文化程度，团长平时比较喜欢，并未受过处罚（注：郝自己在法庭上讲，三年中被关过一次，禁闭一个多月）。1941年4月24日晨，就是他手持匕首，带头刺杀团长的。孤军营在租界内，他们（注：指工部局）规定不许有刀，连切菜刀都是编号登记的。而凶手郝手持的匕首，长尺许，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根本不是营内之物，显然是敌人的预谋，凶器是从营外提供的。后虽对凶手经过审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上登了判死刑的消息，但没有登执行的情况，事情很反常，很可能被敌伪保下了。
我们认为，谢团长的被害是日伪的阴谋，是他们要拔除孤军营这个眼中钉，是引渡、劫持、诱降失败之后的延续。谢团长是被日伪特务收买的叛兵谋害，为国家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已经离开孤军营的翻译郑侠飞，始终不相信凶手手里有匕首，1941年4月25日，我在报上看到谢晋元团长遇刺消息，大吃一惊，赶忙跑到孤军营去，见到了营副上官志标（注：团副雷雄之误，下同）。这时灵堂已经布置好，遗体也已化妆，身穿军衣，头戴军帽。公共租界华董何德奎、万国商团华队司令陈时侠和华队其他官员数人，都已到场。
丧事由上官志标主持，他向我们几个人叙述了谢晋元团长被刺的经过：……郝鼎诚等四个凶手当场被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报载凶手是用匕首刺杀谢的，这不符事实，因孤军的武器，包括匕首在内（菜刀例外）都已全部缴出。
郑侠飞因为在孤军营待过二个月，非常清楚，所以几十年后仍不相信凶手会有匕首。但事实上又确确实实有人为郝鼎诚提供了匕首。除了余长寿等三人外，其他的许多孤军官兵都说到相同的情况，“郝鼎诚手持‘电刀’，长一尺多，有血槽，闪闪发光。”当时，这种经过电镀的匕首，孤军营内从来没有，市面上也很少见。因为士兵讲述时都称为“电刀”，有些文章写了，以至有人望文生义，说凶手拿着“带电的刀”，则完全是误解。
郝鼎诚，北平人，20多岁，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一口北平线师来的补充兵，曾犯过小错误，谢团长批评教育过他，也许有些积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室门前溜达。或者坐在小树丛中的条椅上看书（团长工余饭后散步之处)。有时三四人同坐，谈论着什么。这些行动，引不起大家对他们的注意，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在策划一件罪恶的勾当。棉大衣不离身，使人们好奇。问他天热穿得住棉大衣吗？他却说打摆子（指害疟疾）。
1941年4月24日5时，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郝鼎诚骤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猝不及防，胸部被刺两下，拔出时凶器转了180°弯，血如喷泉。郝鼎诚又向太阳穴、喉管等处连捅三下。……
因为“电刀”（即闪亮的匕首）怎么带入孤军营是很重要的线索，笔者几乎问遍了所有八百壮士的幸存者，一连的张应禄比二连的章渭源更了解郝鼎诚，张的情况是这样的。
张应禄，陕西城固县人，1917年生（因按虚岁算，也可能是1916年生）。1933年在县城南门外五里坝参加徐海东部队，驻陕西高洞子。1934年于陕西茅坪与西北军第一旅作战时被冲散，为49师所俘虏，驻咸阳。后编入17路军教导总队训练，营房在西安西门外。训练后，回49师3团1营2连任上士班长。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八月下旬49师开到上海，第三团全部补充到88师，他到524团1营1连1排任下士副班长。抗战胜利后不愿打内战，1947年在位于上海国立音专后面的军营拿到退伍证明，1948年1月到常州。上世纪50年代初，退伍证明被常州市公安局收去未归还。1958年入常州钢铁厂制氧段工作，直到退休。
我由49师补充到88师后，九月份参加第一次攻打宝山路印度教堂的战斗，攻下后与敌人反复争夺，双方伤亡都很大。四行仓库战斗时，协助三连守仓库三楼北面的窗口，两头各配一挺轻机枪。
郝鼎诚是河北省人，在宝鸡、西安间修公路混饭吃。后来去当兵，也在49师第三团一营。“八一三”后补充入88师524团1营2连当兵，在孤军营三年多，有几次升迁，升为下士。他有点文化，中学程度，喜欢看书。团长看重有文化的人，待他不错，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搬搬道具。他人矮，常踢足球，接触了一些营房外来的踢球人，讲些什么，我们不知道。郝平时不大讲线 师来的，还能讲讲，也互相了解一些。
1940年汪精卫上台后，下半年陈公博等人来营收买，被团长拒绝。郝鼎诚开始在一些谈得来的人中间宣传“平均法”，鼓吹“不要任何头头”，自己管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当时还没有听见过“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大多数听他讲“平均法”的人都只是笑笑，没有当一回事）。由于郝和一些人自由散漫无纪律实在太过分了，团长一气之下，关过他一次禁闭。
孤军营内不许有刀具，切菜刀都是编了号挂在厨房指定的地方。郝鼎诚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白俄兵没在意，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匕首在演话剧时用了一下，不见了也没有人注意，等到出事了，我才感到郝鼎诚有背景，外面的人有意为他提供了凶器。
孤军营几年中，有多少团体、学校进营演话剧，可以讲数也数不清，但不论什么党派、信仰来的人，演的戏剧都是宣传抗战，宣传民族气节的。这些人中间混杂进别有用心的人搞鬼计，团长想不到，管剧团的上官志标团副想不到，像我这样看见过明晃晃匕首的人当时也想不到。
团长待人这么好，死得这么冤枉，我们像失去父母一样难过。我到现在还在怨恨自己。
张应禄是个忠厚老实人，像许多孤军官兵一样对团长怀有深厚的感情。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每逢清明节前夕，他们夫妇俩几乎都专程到上海看望谢夫人凌维诚并同我们一起去宋庆龄陵园名人基区祭扫谢团长墓。以他对郝鼎诚六七年的了解，他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从郝所用凶器匕首带入孤军营的过程，可以看出幕后策划暗杀阴谋的人有多奸诈和狡猾，不管披着什么外衣，都是汪伪特务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拘禁在新加坡路扣留营的“孤军营”团长谢晋元上校，于4月24 日上午6时，在院子里做训练的时候，被四个中国士兵杀害。
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特派员蒋晓棠、汪程村（注：译音，均系汪伪李士群、吴四宝的心腹），利用扣留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杀害谢晋元，每人赏金一万元。
在谢被害的前几个月，南京政府的政事特务大概多次接近谢晋元上校，对他招降，并答应他：个人50万元赏金，士兵每人一千元赏金。一旦投降南京政府，士兵可以立即获得自由，谢本人可以晋升师长，并负责训练南京政府的军队，谢上校与他的军官们拒绝了投降。
该情报和孤军士兵的回忆是基本吻合的。谢团长在1941年1月5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了汉奸刘玉龙（及另一男一女）“不时来营踢足球”，“拉官兵喝酒，醉得面红耳赤，举动轻佻。”的情况。从中可以推断出汪伪收买郝鼎诚的合理解释。其余三个凶手卷入的程度有多深？是否因受过处罚或训诫而不满，被郝利用及为了一万元赏金和得到自由而叛变？相关人的回忆中很少谈及。此事的关键是主凶郝鼎诚，其他三人是追随者。
有些书上过分夸大谢团长鞭打张文清的情节，加上了“四名督察队员，每人抽他20下”等并非事实的内容。还说什么“郝鼎诚身体高大，仪表大方，待人热情，是孤军营乙组篮球队队员。他有文化，还有一招绝活，右手能写字，左手也能写字。”“郝鼎诚打（篮）球回来晚了，饭盆只剩点底，不够他吃。”然后说因郝拿锅巴吃，被团长抽了两鞭，“用鞭柄在地上划了一个圈，罚他在圈内跪一个小时。他却长跪不起，从傍晚一直跪到熄灯，是邓英连长派人把他架回去的。路上他嘴里吐出一句可怕的话：看谁死在谁手里？’……”
上面引出来的描写，都与事实有根本性的出入。郝鼎诚一米六左右的身材，与“身体高大，仪表大方”相去甚远，他也不是“乙组篮球队员”。孤军普遍反映郝“不大讲话，平时阴沉沉，人怪怪的。”所以也算不上“待人热情”。所谓左右手写字的“绝活”更是子虚乌有的事，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出来的东西，50多年前很少有人赏识。孤军营多少次追悼活动，谢团长自己写挽联、辞章到深夜，苦不堪言，从来没有人叫郝露露他的“绝活”，岂非怪事？营内出操、上课、吃饭都吹哨子，令行禁止。300多人都不可违反。四点钟吃饭，唯独郝一个人可以拖到六点半才吃，而且还很“理直气壮”，合理吗？除非不是纪律严格的孤军营，而是小学、幼稚园才能令人相信。篮球是集体运动，全场10人，半场6人（不算替补），郝鼎诚一个人跟谁打二三个小时的篮球？偷吃锅巴并打人的是张国顺，把情节按在郝鼎诚身上，再加上“鞭子划圈、长跪不起、一句可怕的话”等编造的内容。
许多并非事实的编造情节，使一些缺乏历史知识和分辨能力的人以为这就是历史真实。在某些喜欢挖英雄人物身上的“缺陷”、找汉奸或叛徒“优点”的人看来大有利用价值，便用来在网上发帖子、开网站，你传我抄，以为靠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在海内外的声望，用这种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编写出来的东西便可以吸引人们注目，使自己名扬四海。其实正好暴露出这些人的幼稚和无知。
历史性小说的所谓“艺术加工”必须有个度，像以谢晋元的真实名字、写孤军营内真实事件、涉及谢团长被害的关键情节，是不能胡乱编造的。真中夹假，以假乱真，客观上将产生歪曲历史事件真相和误人子弟的消极影响。
其实所有移花接木、编造情节、“艺术加工”的东西，网上无知的渲染等等，都是枝微末节的雕虫小技，丝毫影响不了谢团长在海内外的崇高声望。
孤军营几年的生活，在谢团长的精心调度安排下，总体上还是过得去的。各方捐款的贴补，工业社利润的充入，使物价飞涨对孤军生活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这一点从几乎所有的八百壮士幸存者和经常入营工作、交往的人士的回忆中都可以看出来。在国家困难，所拨伙食费有限的情况下，确实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营内的经济（工业生产等也一样）自1939年“五一”劳动节以后，谢团长就坚决交出，由十人（官长二人、四个连各二人）经济委员会严格管理，账目日清月结，张榜公布，有伙食尾子都分给大家。而且，四个连的伙食分四个厨房烧，掌勺分饭菜一般都由公平性较好的班长（如余长寿等）担任，可以说是环环相扣。
各方面的捐款，营内张榜、上海各报不定期刊登，一为鸣谢，二为公开。谢团长还把自己薪给的一部分贴补到营内的开支上，所以有关经济方面的传言，毫无根据。绝大多数官兵都能理解谢团长在经济等各方面的一片苦心，也并无多少意见。
营内纪律方面，谢团长认为越是艰难困苦，越要严格要求。但他在撤入孤军营之初的二三年，一切处罚都是从宽的。班长会议十几个人开始一点没有处分，半年以后这些人旧习不改，还殴打江排长，才关了为首的三人禁闭。1940年下半年后，汪伪猖獗，环境更加恶化；个别士兵认为同是失去自由的人，你拿我怎么办？更加顽劣散球盟会网页入口漫，胡作非为；此外，团长在十分困难和繁杂的环境中，严重失眠，大小事各如缩不休情绪烦躁，出现严重体罚的现象。在日伪的收买利诱之下，才出现四名叛兵的暴行。
孤军营内三、四年最大、最根本、最严重的矛盾，产生变故的主要原因是孤军的去留即自由问题。四行仓库四天战斗以后，八百壮士可以抗命不撤，轰轰烈烈地战死在阵地；退入租界可以拒不交枪、哪怕再杀回西藏路另一边的四行仓库；租界工部局违背诺言羁留孤军，凭着八百壮士的军事技能，训练有素、指挥严密的战斗作风，开始二三十人，后来四五十人的白俄雇佣兵根本不在话下。可以说只要营外的地下工作人员安排好退出路线，靠孤军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掉白俄兵，冲出租界。
在这一问题上大部分官兵都有看法，个别主要军官也带头反对过。其实谢团长本人也有妻儿老小，他的内心同广大官兵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多次提出、几次三番给最高当局写信、发电报，主要的问题就是“贡献恢复自由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前后三次电报，都是要求“忍耐”、“艰苦支撑”、“坚忍自重，坚持到底。”如同撤退、交枪一样，作为军人，他不得不服从并教育和训诫官兵必须服从上头的命令，放弃暴动的念头，忍受无理的压迫和屈辱，还要“诚心诚意和工部局合作，不使其为难。”
谢团长是经过黄埔军校培养的有政治头脑的抗日军人，他比手下的官兵更清晰地看到了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抗战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不到西方各大国的支持，贫穷落后的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美英法等国的领导人，认为中国迟早会亡于日本，对中国的抗战不支援。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做大量的工作，四行孤军八百壮士这一局部利益的牺牲，实际上是为了美英等国有朝一日能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抗战。另外，不使日寇在孤军去留问题上找到强占租界的借口，尽可能维持租界的地位，也有利于各派抗日力量在租界内活动，对长期抗战有利。
谢团长权衡利弊得失作出的抉择，在自己内心的斗争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他长期严重失眠的主要原因，但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这样做。为国捐躯是迟早的事，他早就看清楚了（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他在孤军营给别人题词，写得最多的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夫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的这一段话，表明志士仁人，不愿苟且偷生而害仁，宁愿牺牲自己以实现仁义。它说出了谢团长对于生死的看法。此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国抗战能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和援助以夺取最后胜利，心甘情愿地一再放弃自己获得自由和生存的机会，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抗日民族英雄谢晋元团长牺牲的真正原因。
《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谢继民著(2010年7月出版)
